七一前後

　　七一前後，幾位朋友問我對民主前路的看法。一時間，我也說不出甚麼。然而回顧近日公投以及遊行的人數，確實也可作些預算。

　　先是佔中公投。公投人數七十萬，實話說，我蠻為失望。要知公投時間之久，宣傳之廣，想必只要對民主有一絲寄望的人都已經投票，可說一個佔中公投，已將香港民主勢力「摸底」。然而即便算入未能投票的未成年學生以及身在海外的港人，此數相信亦不過九十萬，以香港七百萬人口來算，支持民主者不足兩成，雖然早有料算，但還是有些失落。

　　幸好今年七一遊行者至少有六、七十萬之數，相較上述支持民主之九十萬人，再考慮今年遊行目標純粹一致，又有因工缺席者，行動者足有七、八成，頗為可觀。

　　不過警察政治打壓開始肆無忌憚，橫行霸道，除了刻意傷害抗爭者，又不斷作出政治檢控，更違反法例，創出不知所謂的「行政拘留」剝奪被拘者權利，甚至亂加罪名陷害示威者，行事愈來愈似中國公安，荒謬無道。儘管如此，我相信政府仍然不敢控告大部份抗爭者，只會從領首的人開刀以作威嚇。要知政治檢控最可怕之處不在刑罰，而在案底，一旦案底在身，則抗爭者再無顧慮。若然全數控告七一佔中者，就等於一下子製造出數百個抗爭常客，實為不智。因此政府更有可能保留控告權利作為後着，再等真正佔中前方用此殺着削弱抗爭力量。

　　相比已被定型為搗亂的學生，長者的參與亦較能使警察有所顧忌，畢竟警察還承受不住傷害長者的惡名，當然我也不可能呼籲長者以身犯險。此外，我們亦可邀請更多明星名人參與抗爭，雖然我素來厭惡追星，但名聲的威力無可爭議，如有德高望重的名人參與抗爭，想必可使警察投鼠忌器。

　　面對強敵，即便聚港人之力都未必可成，若然我們一盆散沙，只會土崩瓦解。民主之戰才剛開始，黑暗尚未降臨，前路漫漫，我有幸與各位共同奮戰。

初談七年之限

　　判決一出，不知法治何價的愚民又有藉口自取滅亡，網上已見要求人大釋法之聲，愛港力藉外傭居港權一案發起遊行似在眼前。大眾均覺此決不公，因為常人判斷根本無須考慮法律條文，只須判斷領取綜援的七年之限合理或否。（當然，更多人只會在乎自己利益。）七年限制是否合理容後再談，本文先談法治問題。

 　　此案意在審批七年之限是否符合具憲法地位的基本法，唯政府一方竟以「節省開支」為此政策辯護，本就可笑之極，令人懷疑政府是否刻意敗訴。如果僅為區區「節省開支」就可違反憲法，特區政府他日是否又能以此為由宣佈立法會議員從此由政府任命以節省籌辦選舉所耗的開支？撤銷限制所引致的額外支出與違反憲法的代價相比，的確如法官所言「微不足道」。

　　無論判決如何，誠如 Kenneth Lam 所言，此事並非法庭之過。法庭只會根據法律字眼作出判決，如同不帶感情的機器，無須思慮任何社會或政治因素，此乃司法獨立之基礎。唯若法律本身無理，法庭依照法律就會作出無理判決，禍害人民。唯一正途，應是修改基本法，奪回移民審批權，而非捨本取末，聲討法院，破壞法治之基。

一談電視發牌

　　因為沒有實據，很多人仍然懷疑王維基不獲發牌是否政治決定，以為最多只能批評政府不願開誠佈公。然而謝偉俊改變立場後除了承認曾與中聯辦官員傾談外，還說了一句：「好多人以為梁振英獨斷獨行，事實上呢件事恐怕未必完全係香港呢邊獨斷獨行。」

　　若此話非真，人稱「西環契仔」的謝偉俊為何要冒得罪中聯辦之險胡謅此話，我想不出。事實上，王維基都說港視不獲發牌與他在亞視工作期間之作為不無關係，我們立即可聯想到他在管理亞視時曾大放豪言，拒讓亞視淪落成中國的電視台。無論如何，發牌決定如牽涉王維基的個人言行，明顯已有政治成份。

　　除政治原因外，我實在想不出港視在商業上對比獲牌兩台有何不足之處。政府過往一直透過各種渠道鼓勵王維基申請牌照，直到去年仍然強調發牌不設上限。就連為政府撰寫電視發牌顧問報告的顧問公司都苦思不解，批評政府歪曲報告原意，斷章取義，可見政府無法自圖其說，方要如此無恥詭辯。綜合各方，港視不獲發牌很可能是政治決定。其可能之大，已足使市民合理要求政府交出一個合理解釋。

　　政府向人民交待，乃道義之舉。奈何香港政府並非民選，制度法規更縱容此非民選政府橫行無忌，妄作非為。只有愚民膚淺愚昧無法思考判斷，方以法律代替道義，以為合法即為合義，反之即為不義。他們眼界限於形式表面，只見政府交出「六頁解釋」，卻不知所謂解釋與廢話無異。更有愚民盲目擁護港共政權，聲言中共有權操控香港，即便此乃政治決定都無不妥之處。

　　梁振英之無恥於其參選期間已是昭然若揭：明明政府文件紀錄他是僭建物業的首個買家，他卻謊稱僭建乃上任買家所作故此毫不知情；明明他人已用書信提醒梁振英申報西九比賽評審的利益，梁振英卻仍可報稱忘記申報。梁振英在參選期間被西九利益輸送醜聞纏身，政府拒絕公開有關文件，傳媒又多次引「消息人士」披露內幕消息，梁振英當時直問「政府消息人士是否等如政府」，又批評政府既可向傳媒「放料」就應向全民清楚交代，今日港視被拒發牌，梁振英之所作所為又與當日政府何異？然而一眾愚民盲目信任政府，對政府之無恥做法視若無睹。香港與其說是毀在港共政權手上，不如說是毀在香港愚民手上。

　　要知香港民主未來，僅看看有多少人在網上支持港視，最後又有幾人走了出來發聲，已可窺知一二。要十多萬人為全香港百萬人爭取民主，香港最終淪陷，除了一句活該難道還有更貼切的說法嗎？

奴隸的要求

　　奴隸竟向主子提要求。你說政府瘋了？不，我說你們瘋了。

　　如果沒有溫習以致未能通過考核是活該；如果沒有認真工作以致丟失飯碗是活該；如果沒有好好努力以致最終失敗是活該，那麼沒有盡公民責任關心政治監察政府以致今日政府可以為所欲為，難道不是活該？我說過，我不會為香港人婉惜 —— 香港落得今日如此田地，本就是港人的愚昧無道所致。

　　瀏覽網評，人人抱怨政府處事不公，卻沒有幾個願意在週未走出來。就如奴隸在暗底裏抱怨主子，卻從來不敢在主子面前顯露不滿。當社會充斥着如鄧紫棋般的愚民，處處維護政權，不敢得罪政府。遇上問題，就靠幾句「加油」自欺欺人，絕口不提政府商家如何橫行無忌，壓迫人民。對他們而言，政權不公，乃天公地義，蟻民所能做的，就只有逆來順受，在絕望中「加油」。但這些充滿「正能量」的話，倒是吸引了不少盲目的愚民朝拜在無公義的環境中那僅餘一點自欺的安穩，如昆蟲般爭相吸吮那鮮甜的花蜜。

　　誠如某些網友所言，「香港電視」獲政府發牌，縱可提高香港電視劇的質素，卻不見得它在政治和經濟上會突破現有的媒體維穩格局，為人民發聲。相反，「民間電台」一直因為爭取大氣電波之開放而遭政府壓迫，卻無人關注。當然，王維基和其「香港電視」不能與「民間電台」混為一談，他有的是錢，自然更應受重視，對吧？

　　幾年之間，不公不義之舉在香港隨處可見，黑白不分之言於媒體日日可聞，我等為之痛心疾首，心中抑壓久積不散。眼見幾名為公義而戰的義士一直不獲港人支持，我和他們同樣早已心灰意冷。今日港人竟似在為政府不公之事而驚訝，彷彿我與港人一直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事至如今，睡醒的港人唯有兩個選擇，一是繼續裝睡當那政權的奴隸，一是站起來捍衛自己應有的權益。

再談林老師一事

　　以說粗口為由批鬥林老師固然虛偽膚淺，某些家長會之謬論不在此一一辯駁，然而還有另一個支持警方之理由，以林超榮近日撰文所表逹之觀點為代表，細思之下，仍是形式表面之談。

　　他們說，粗口還在其次，但林老師硬闖警方設立之禁區，便是無理取鬧之舉，例如林超榮就將之比作有人在電影拍攝期間闖入片場，擾人無比。

　　問題在於，這種說法其實隱含了一個不符現實亦即錯誤的前題，即警察行動必然合理。如果我們假設警察行動必須合理之前題為真，禁區之設立便應是合理之舉，那麼林老師意圖干預或闖入，當然是無理取鬧。

　　然而若果我們清楚當日事情之始末，當時警方將法輪功及青關會成員共同困在禁區內之舉，實在有違大眾常識：民眾糾紛，正常且合理之舉應是將之分隔，避免衝突。就以上週日支持林老師者及批評林老師者共聚一街時為例，警方為避爆發衝突，在兩方民眾之間築起鐵馬，又以人鏈阻隔雙方，但當日警方卻無此意，反而縱容青關會成員繼續遮擋及滋擾法輪功成員。

　　我雖不悉法律，唯以理論事，將心比己，青關會此舉不但侵害他人言論自由，同時亦為擾人之舉，相信無人願意被人如此纏擾。因此，林老師當時質疑警方決定，實乃合情合理之舉，卻非無理取鬧所為。

　　故以此為由支持警方，若非思想僵化，被社會主流價值洗腦，盲目相信警方行為必須合理、不容質疑，便是膚淺無知，不知事情始末就妄作論斷者。據我觀察，以前者居多，這也符合社會現況：大多數人只是社會主流價值之模印而無獨立思想，只能仰賴社會道德標準判斷一事之善惡對錯。社會如此，對於致力推廣理性思維者而言，卻是一種絕望的悲哀。

淺談斯諾登一事

斯諾登來到香港，就似一頭被幾個獵人追捕的獵物逃到了此地，現在他離開了，獵人的目光也就不會放在這裏。

國家之間的鬥爭，我一般都不會多談，一來這其中大多都是無法證實的陰謀論，大家都不過是對各國之間的關係亂作猜測而己。二來這種國家與國家的對伇，雙方都會不擇手段，唯利是圖，毫無道義，醜惡不堪，彷彿別國國民並非人類一般。作為一個世界主義者，我對這種無謂的國家爭鬥實在深惡痛絕，但我也必須承認國家機器的力量實在非我等現時可插手，因此暫時我還是先針對人民與國家的抗爭。

當然我也會有自已一套簡單的說法：無論斯諾登為了理想抑或利益而揭發美國之惡行，從他揭密的一刻開始他要活下去就唯有依靠其它國家的保護。斯諾登來到香港尋求中國協助，結果談不來，中國不願收留他，但當然也不會幫助美國將其拘捕，於是斯諾登便繼續逃亡，找一願意保護自己的國家。我的說法淺白得很，卻不會傻得將人家「扮傻」當成「真傻」，以為斯諾登真的看中了香港的自由。

當中最好笑的還是愛國愚民的邏輯，斯諾登揭發美國惡行，所以他是英雄；但中國維權人士揭發中共的惡行，在他們口中又變成了賣國賊，完全是對人不對事。我一位朋友平日不支持我對抗政府的態度，也對中國維權人士不太待見，談起斯諾登卻說他認為斯諾登很是勇敢。奇怪的是，陳光誠逃亡到美國卻又不見他會說甚麼。

由斯諾登一事也可以觀出中國不欲與美國生起衝突的態度，當然也有可能不過是一合乎中國利益的外交策略。國家之間的關係，需要掌握各國大量的資訊方可作一推斷，實非我等能夠涉足。不過根據某些人的說法，蘋果日報作為「美國的喉舌」，理應不會報此新聞，這篇報導實在令不少人失望了。

今年的六四晚會

　　我參與六四晚會，乃為反共，亦為普世民主，不是為了愛國。去年晚會，說到愛國的部份，我也是權當聽不見，不跟著喊就算了。但今年聽說以愛國為主題，著實有點令我受不了。

　　有說此舉是為了與本土派割席，無論是真是假，本土派今年杯葛六四晚會，已為必然。然而每年這個時間都會有很多中產忽然民主，忽然六四，因為六四晚會是他們一個一表支持民主的心意而又無須經常走上街頭的途徑，他們不會捨得這難得的機會。

　　最重要的是，我不認為香港的民主力量還能夠讓本土派和國粹派如此揮霍。

　　無論如何，香港人對六四晚會的定位相異，也造就了不少矛盾。有人說當聽到晚會的工作人員笑著對他說「下年見」，他只覺那些工作人員當這是例行工事。的確，如果從反共的角度看，這種「下年見」的態度無疑令人心寒。但若果那個工作人員只是當這是一場悼念晚會，那又不同說法了。

　　每人對六四晚會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去年我雖非為愛國而來，但也並非不能接受其愛國之呼聲。只是今年以愛國愛民為題，套黃子華的話來說，是太過肉麻。但我還是會去的，至少今年還會去，對我而言，大會的論述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六四晚會已成為反中共的一個重要標志。愈多人去，代表愈多人敢與中共對抗。

　　當然，我亦同意悼念六四的話語權不應被壟斷於一個團體手中，尤其支聯會欲借丁子霖打擊木土派的那種專制排外的做法更令人厭惡。我反對本土派單單杯葛六四晚會，如上所說，六四晚會的意義並不僅僅在六四。然而若本土派能另起爐灶，延續六四晚會反共的作用而又拋棄愛國之包袱，我則極力支持。